写在前面
《清廷之眼》从徐冰及《蜻蜓之眼》获得启发。这份致意指向一种工作方法：进入已经改变的世界，重新检查图像如何获得意义，并让创作继续提出尚未解决的问题。
一份具体的感谢
徐冰是我的老师。为《清廷之眼》写下这篇文字，首先是为了把一份具体的感谢放在作品旁边。一个人受到老师的影响，往往会在多年之后，面对新的材料、新的困难时，才逐渐认出它。那些影响未必以熟悉的形象返回，却会进入判断：什么值得做，问题从哪里开始，什么时候应该怀疑一个已经太顺手的答案。
《蜻蜓之眼》给我的启发一直与这种判断有关。它让一种遍布日常、通常在艺术视野之外工作的影像，成为重新思考电影的入口。一件作品由此能够同时触及叙事、身份、现实与观看；一个看来已经十分成熟的媒介，也仍然可以从自己的边缘重新开始。
当我为清朝的历史设想一组不可能存在的监控画面时，这份启发重新变得清楚。历史题材与监控形式之间的距离，使我不得不反复追问：我正在制造怎样的观看位置？观众为何会相信这个画面？一个视角又会把什么留在视野之外？
画面开始先于故事
《蜻蜓之眼》以经由公共渠道取得的监控影像，组织出一部虚构的剧情长片。真实存在于画面中的人，被纳入另一层人物关系；原本互不相属的地点与时刻，在电影里形成新的连续性。这一基本关系，也得到 UCCA 对作品的介绍与徐冰本人访谈的说明。[1][2]
对我而言，它由此打开的思考是：一段画面包含的意义，可以超过它最初被拍下时的用途。摄影机已经看见了某件事，故事却还没有决定怎样使用它。一次转身、一次等待、一条走廊上擦肩而过的人，都可能在新的关系中改变分量。
我们习惯把电影理解为对预先构思之事的实现。《蜻蜓之眼》使我愿意反过来想：世界是否已经留下许多尚未被读懂的句子？创作能否先学习阅读，允许材料改变自己的意图？这也是我从这部作品带走的一种耐心。
从材料里学会工作
徐冰在谈论《蜻蜓之眼》时，把既有影像的限制与版画、文字的规定性联系起来：创作要面对已经给定的片段，再从它们的关系中产生表达。[3] 对这个论述的理解，是我认识他的方法的重要线索。材料具有自己的条件，作品的想法需要在这些条件里接受检验。
《清廷之眼》的历史材料与影像条件，与原作有很大差别。我仍希望保留这份工作的严肃性。机位一旦被设定，人物便会被树干遮住，会走到画面边缘，会在远处变成难以辨认的人群。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可能只以局部动作进入视野。创作需要接受这些不充分，并判断它们能够说明什么。
对我而言，形式能够成立，是因为它持续影响作品的决定。监控视角若只在几个镜头中出现，便很容易成为一种奇观；当它改变了时间的长度、人物的大小、观看的耐心和事件的呈现方式，它才开始参与思想。向一种方法学习，也意味着愿意承担它带来的不便。
两种不同的真实关系
《蜻蜓之眼》中的监控片段曾经记录现实，它们在新的叙事中获得虚构的联系。《清廷之眼》设想的古代监控影像，则从一开始就属于当代的创造。摄影机不曾在那些历史现场等待，画面也不能补作某一事件发生过的证据。两部作品之间的这段距离，需要始终保持清楚。
我更愿意把《清廷之眼》理解为一次关于历史观看的假设。史料会留下事件、人物、制度与争议，却很少替我们保存连续的空间经验。人群如何挤过门洞，命令如何在队列中传递，危险靠近时人会先看向哪里——这些细部进入影像，需要经过想象，也因此必须保留被讨论和被修正的余地。
监控画面的外观很容易使人产生证据感。这种感觉本身，是本片需要面对的问题。能够让一个场面显得可信，并不等于能够宣告它确曾如此。作品希望借助这份张力，使观众在观看历史的同时，也留意自己的确信怎样形成。
相近的名字，相隔的时代
“清廷”与“蜻蜓”相近的读音，使《清廷之眼》能够在名字里保留这次相遇。熟悉原作的人，可能会先听见回声，再看见两个汉字带来的时间距离。从一种昆虫的复眼，到一个王朝的朝廷，名称把观看、权力与历史放进了同一个问题。
我希望这个名字有一点幽默。它可以为观看提供入口，让一种宏大、庄严、常被讲述得过于完整的历史，暂时松动自己的姿态。幽默随后应当把人带向更难的问题：当王朝的中心被放到远处，当皇帝只占画面的一小块位置，我们还能怎样理解事件的重量？
名字里的回声也使致敬成为一种持续的责任。它提醒我认真对待原作已经提出的问题，清楚交代自己改变了什么，并在新的材料中完成自己的判断。一个近似的名字，最终仍需由一部具体的作品来承担。
看见之后的责任
监控形式让许多人同时进入画面，却常常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谁。用于历史题材时，这种匿名性尤其值得警惕。一个朝代的兴亡可以很快被压缩成几个著名姓名；一场战争也可以很快被压缩成密集移动的人群。画面的规模愈大，个体愈容易从我们的注意中消失。
因此，我希望影片给那些不被记名的人保留时间。停在门外的人、寻找家人的人、在队列尽头等待的人，都有自己的处境。即使镜头无法靠近，剪辑与时间的分配也应当使他们的存在被感觉到。普通动作可以让宏大事件重新获得人的尺度。
这份责任同样适用于暴力。远距离的观看会产生一种安全感，观看者仿佛不必为自己看到的东西付出代价。电影需要检查这份安全感，避免把痛苦排列成供人辨认历史事件的标本。对我而言，向前作学习，也包括继续追问影像与被观看者之间尚未解决的关系。
把开端留在开放处
我愿意把《蜻蜓之眼》理解为一个可以继续工作的开端。这是我从作品中获得的邀请：电影的材料、观看的位置与叙事的组织，都可以在新的处境里被重新提问。这里所说的“开端”，是我作为后来创作者的理解。
徐冰在 2016 年的访谈中，已把监控影像与新的创作工作方式、人的自我观看以及历史观联系起来。[2] 这些问题的范围远远超过一部电影能够给出的回答。它们会随着世界变化而改变，也会在不同创作者的经验中产生不同的分支。
《清廷之眼》希望成为其中一次具体的回应。把当代的观看制度放入古代历史，使已经熟悉的场景显得陌生，也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察觉：今天用于认识世界的方式，正在参与塑造我们对过去的想象。原作留给我的力量，就在这种继续工作的可能里。
继续观看
当《清廷之眼》进一步走向空间中的观看，我仍希望把这些问题带在身边。更多画面、更大的视野，未必带来更充分的理解。一个人可以同时面对许多屏幕，也仍然错过正在其中发生的事。注意如何被分配，何处容许停留，何处应当保持沉默，都会成为电影的一部分。
这篇致敬写在尚未完成的作品旁边。它为一种影响留下清楚的位置，也为后续创作保留检验自己的尺度。师承在这里意味着一份感激，以及一次需要独立完成的工作。我能做的，是让这份感激进入每一个具体决定，再由作品接受观众的观看。
感谢徐冰老师。感谢《蜻蜓之眼》使一个原本处在视野边缘的问题，获得了可以继续展开的形式。清廷已经远去，观看仍在发生。我愿意沿着这份启发，继续看下去。
谨以《清廷之眼》，向徐冰老师及《蜻蜓之眼》致意。
资料与延伸观看
- UCCA｜《徐冰：思想与方法》语音导览：〈凤凰〉与〈蜻蜓之眼〉 ↗
2018年展览官方语音导览，说明以真实监控镜头构建虚构故事的关系。
- 《艺术新闻》｜徐冰谈首部电影《蜻蜓之眼》：我的影片证实了《楚门的世界》的想象 ↗
2016年1月19日。采访、撰文：吴亦飞。徐冰谈监控影像、散点透视、创作限制及历史观看。
- 段少锋专访｜徐冰：“公共影像”与我们生活的时代 ↗
2019年10月30日。徐冰谈公共影像及版画、文字与电影之间的方法联系。
- Harvard Radcliffe｜Dragonfly Eyes: What Counts as Art Today?，2018 ↗
徐冰在哈佛 Radcliffe 的讲座与讨论；机构页面提供相关录像。延伸观看。
写于一部持续发展中的电影旁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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